㈠ 《論語》如何成為經典
余秋雨先生：美德的最高文本，是孔子的《論語》。
梁漱溟：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
趙普：《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和遷哲郎：孔子是用最平凡的日常態度來揭示人性的奧秘。
《論語》成為經典，絕不是因為它記錄的是孔子的言行，也絕不是因為它是儒家著作，而是因為它是人生智慧之書，生活指導之書，是美德的文本典範，是「治天下」之書。具體說來：
一是教導做人的書。
關於做人，《論語》強調：
（1）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2）做人要重視「仁德」。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所以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3）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要注重人格塑造。主要觀點有：「日三省吾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君子不器」、君子重視仁德修養須「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君子要「三戒」「三畏」「九思」、「君子喻於義」「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不黨」等。
二是指導學習的書。
關於學習，《論語》從以下方面給我們以引導：
（1）學習態度：孔子認為，追求學問首先在於愛學、樂學，這是關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孔子贊揚的顏淵就有這種發奮好學的樂觀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其次，要「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述而》）即學習要有踏踏實實的精神，默默地記住學到的知識，努力學習而不滿足。第三，專心致志，知難而進。第四，要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同時，孔子提倡和贊揚「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仁》）體現了孔子嚴謹的治學態度。
（2）學習方法：最著名的莫過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而》）「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
㈡ 論語為什麼會被古代知識分子視為經典
因為孔子是個聖人呀！哈哈
孔子的思想有利於封建統治者的統治，於是他們大加推崇！
時間是漢武帝時期
他採納董仲舒的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從此儒家思想成為封建正統思想。
於是紀錄孔子言論的《論語》成為經典了！
㈢ 論語推薦理由
第一個理由，打開《論語》去讀，感覺像在穿越時光隧道，彷彿能看到爭霸天下的春秋時期，在那個時期，產生了孔子這樣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言行論述了孝道、治學、治國、為政，為歷代君王所推崇。並且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所以，對於影響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論語》，是很有必要去讀一讀的。第二個理由，孔子講究孝道，孝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今天的人們卻在褪色。其實，講究孝道是非常必要的，是人之根本。《孝經》中也有這樣一句話：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看看我們身邊的人，有的上了大學一時不如意就跳樓自殺，這是不是有違孝道呀？第三個理由，在治學方面，孔子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等等等等，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指引著人們在求學路上前行。第四個理由，孔子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重於言」。我想應該對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所啟發吧！
作者：劉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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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論語》為什麼重要
因為論語是中國儒家經典。
《論語》（lún yǔ），是春秋時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編成返缺的語錄文敗余集，成書於戰國前期。全書共20篇492章，以語錄體為主，敘事體為輔，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及儒家學派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
影響：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三經。」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漏枯辯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㈤ 《論語》是怎麼成為經典的
《論語》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寫而成，至漢代成書。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以語錄體為主，敘事體為輔，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與《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與《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總稱「四書五經」。全書共20篇、492章，首創 「語錄體」 。是中國現傳揚並學習的古代著作之一。
㈥ 《論語》為什麼是儒家的經典
《論語》的寫作背景：
面對春秋戰國那樣的亂世，知識分子大都很襲掘不滿意，於是紛紛思考救國救民、解決社會矛盾的方針路線。各自的想法大不相同，於是形成不同的學說流派。在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之外，先後出現了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流派。
於是有所謂「百家爭鳴」的局面出現。春秋戰國之交的「百家爭鳴叢閉」，是一個思想大爆炸的時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黃金時期。中國傳統中很多光輝的思想主張，都產生於那個時代。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即是「百家爭鳴」中最重要的一個學術流派。經過歷史的淘汰和選擇，儒家思想在漢武帝之後成為中國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
(6)論語為什麼被推為經典擴展閱讀：
《論語》的主要內容：
《論語》是儒家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是一部以記言為主的語錄體散文集，主要以語錄和對話文體的形式記錄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滲禪裂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審美、道德倫理和功利等價值思想。《論語》內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學、哲學以及立身處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早在春秋後期孔子設壇講學時期，其主體內容就已初始創成；孔子去世以後，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代代傳授他的言論，並逐漸將這些口頭記誦的語錄言行記錄下來，因此稱為「論」；《論語》主要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稱為「語」。
作為儒家經典的《論語》，其內容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范疇：倫理道德范疇——仁，社會政治范疇——禮，認識方法論范疇——中庸。
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折中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孔子確立的仁的范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於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系與待人接物的規范，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㈦ 為什麼很多人推崇論語
我覺得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當然是因為孔子和《論語》非常的有哲理和啟迪性，的確堪稱中國文化之經典。但是再好的經典沒有一個歷史的條件也是不能為人所尊崇的，因此第二個原因就在於其在封建社會中充當的角色，孔子和《論語》宣揚的都是儒家「仁政」的思想，這種思想一旦運用到了國家中，既可以提高國人的修養，更是君主們用以維護統治的重要武器。一個國家，需要這樣一種統一的唯一的而又有利於中央集權的思想，漢武帝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在百家爭鳴之中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也漢武帝的一項重要成就，它在今後的幾千年裡，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文化和思想。這就是儒學被奉為經典的原因。不過在今天，儒術已不再是一項統治工具，但就文學和文化的角度來看，孔子和《論語》也是十分具有價值的。
㈧ 《論語》如何成為經典
李零教授的《喪家狗：我讀〈論語〉》引起不小的轟動。這本書我看了之後獲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請教過關於《論語》的一些看法。 總的來講，我覺得這本書的轟動原因一半在內容，一半在題目。「喪家狗」之書名非常刺激，這個詞本身出自包括《史記·孔子世家》在內的許多史籍，是別人說孔子不得志，總失敗，雖略帶譏諷，卻並無敵意，孔子自己也認可這個說法，因此這事才在當時崇儒尊孔的氛圍中載入史冊，傳到如今。李零就此發揮說：任何懷抱理想，不滿於現實世界的人，都是「喪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舉了美國的薩義德，其實類似的還有俄國的別爾嘉耶夫、法國的布迪厄等許多人也講過大意相近的話)認為，所謂「知識分子」，就是以社會良心自居，價值觀疏離主流，批判現實，憤世嫉俗，因而具有強烈孤獨感的那些人。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就是那些甘為「喪家狗」而堅決拒絕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說孔子是他們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宿命」(2頁)。 顯然，李零對孔子的這種評價類似俄國人之評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國人之評雨果，應該說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說，在那些不把孔子當神、當「聖人」來崇拜的人們中，這是對孔子的最高評價---如果不是在知識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來尤其是1949年以來，那些反儒的人們恰恰是流行把孔子罵成統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書甚至可以說是為孔子翻案辯誣、恢復名譽的代表作。出來找李零算賬的本來應該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經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經顧不上與李零計較了。而「狗」這個詞在今天的中國與司馬遷的時代相比畢竟有了更濃的貶義，李零沒有顧及這一點(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書名不看書的人會誤以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與過去一樣五花八門，既有「從道不從君」的清流(他們其實與孔子一樣是「喪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飯的人，後者打心眼裡就瞧不起類似雨果那樣無權無勢的理想主義者，總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權勢煊赫的「大成至聖文宣王」，連名字都可以賣出巨額「版稅」的。他們見到「喪家狗」的書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實，最近走紅的另一部關於《論語》的暢銷書，學術水平如何且不去說它(作為通俗讀物也不宜苛求)，單就這評價觀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號下幾乎把孔夫子描繪成了權勢的「看家狗」，要說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為甚了。幸有李零的書在，真還是可以給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論語》原來本非經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沒有把孔子當做堂皇的「聖人」，卻也決不像「五四」時那樣，把孔子當作反面人物來否定。在他的書里，孔子是個「懷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評孔子畢竟不同於評《論語》。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論，《論語》一書，即便在尊孔的儒家體系裡，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呢?要講《論語》，這是首先需涉及的問題。 講到儒家經典，我們知道《論語》的地位是歷經變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論語》放在《六經》之上，恐怕他也不大會高興。其實孔子以後很長(長達千年以上)一段時間，《論語》雖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書，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沒有把它當做經典的。那時儒家崇奉的是《易》、《詩》、《書》、《禮》、《樂》和《春秋》「六經」，所謂《樂》是典禮音樂，當時沒有記譜法，所以只是口耳相傳並無經書。有書的就是「五經」。那時的儒家一直就講這「五經」或者「六經」。傳承舊學的是「我注六經」，發揮新說的是「六經注我」，官方設立「五經博士」，儒者傳習也按五經分科。司馬遷總結孔子的成就說：「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論語》的記載，顯然太史公很熟悉此書，卻不提此書，他講孔子的貢獻和影響，沒有一字提到《論語》。班固釋「儒」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這里仍然只提到六經。直到唐代，顏師古編《新定五經》，孔穎達纂《五經正義》，這期間人們又把「禮」學擴大為《儀禮》、《禮記》、《周禮》等「三禮」，「春秋」學擴大為《公羊》、《穀梁》、《左傳》「三傳」，三禮三傳至唐並皆入為經，連同《易》、《詩》、《書》號稱「九經」，而《論語》仍然不在其中。 當然作為儒家，把《論語》從諸子著述中拔出給予特殊地位，也不難理解。《漢書·藝文志》在沿用劉歆《七略》分類法時，把《論語》與《孝經》、小學都附於六經之後列於「六藝略」(顏師古註：「六藝，六經也」)，而不列於「諸子略」，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六藝九家」中的後三家與「六經」還是有質的區別。當時這三家都被視為「傳」，亦即解經的著述而不是經本身，正如《詩經》有齊後氏傳、韓內外傳、《春秋》經有公羊、穀梁與左氏「三傳」一樣。換言之，《論語》當時的地位與左丘明、韓嬰等人的著作相當。而東漢的王充還說：「《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以其遺非經」，明指《論語》並非經書。王充指出，那時規定五經都用二尺四寸的長簡鈔寫，而像《論語》這樣的書則只能用八寸短簡。(《論衡·正說》)李零列舉考古出土的實物，表明這個說法是確實在遵行的(35-36頁)。 可見在當初儒家那裡，《論語》的地位絕對無法與「五經」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後，劉敞首倡「七經」之說，《論語》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列為「四書」，並抬高至「五經」之前，當時又出現了「十三經」之說，也把《論語》列入。 所以，《論語》被尊為經典，並非古儒傳統，而是宋明理學的特點。即使把儒家學派當作信奉的對象，《論語》本身在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討論的。 孔子之功非《論語》紹述「聖道」在六經 陳明先生說，訓詁不僅要從字詞中著眼，而且要放在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去看，這個說法我很贊成。正是從歷史發展角度講，古儒崇奉《五經》而不是《論語》，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學派當時的主要事業是什麼?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論語》教人修身養性，《論語》也不是孔子自己寫的。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今天這話被許多人理解為他自認主要是教育家，培養了很多學生。這樣理解其實也不對。所謂「述」，並非講課，而是「紹述」即整理、闡揚之意。整理什麼?就是整理三代(其實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話，它的意思並不是「只教書，不寫作」，而是「紹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創作，堅信並弘揚古代的道理」。 可見孔子並不標榜自己創作了什麼，就算《論語》是他的口授作品，與他整理、編輯的西周典籍即所謂「六經」相比，也並不重要。孔子也沒有標榜教出了多少學生，但很自負他傳承了周公之道。前述司馬遷、班固等人強調的也是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功。按照漢儒的說法，《易》的《易傳》，包括《彖傳》、《象傳》、《系辭》、《文言》、《說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詩》三千篇，經孔子刪定為三百零五篇，並皆配弦歌;《尚書》三千篇，孔子刪定為百篇;《士禮》十七篇，為孔子編定;《春秋》則是孔子根據魯國史官並參考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史官的「史記」(指當時的官史，並非後來那部「太史公書」)修成的(《史記·孔子世家》)。盡管這些說法具體到每一項都爭議不少，但孔子紹述古典之功是公認的。總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畢生事業的核心，就是他系統地整理了西周以來的典籍，「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載之，而不是他自己創作了什麼。 當然除了整理六經，他還幹了許多事：他曾經風塵僕僕到處游說，希望當權者按他的意圖來「從周」，他也確實立學杏壇，為傳承「周公之道」培養了許多門生。但所有這些都是圍繞「吾從周」而為，而承載「周制」弘揚「三代」價值觀的，主要並非《論語》，而是「六經」。 不僅那時儒家的經典是「六經」而非《論語》，甚至儒門的宗主究竟是孔子還是周公，也長期存在著爭論。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認自己是聖人，是他死後子貢、宰予等一幫門生把他抬舉成聖人的。其實，子貢他們遠未達到目的。所以直到漢代，在儒家內部的經學論戰中古文經學派仍然主張儒門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師」，周公才是「先聖」。先師傳先聖之道當然也是偉大貢獻，但不能與先聖等量齊觀。盡管這種「傳經不傳道，尊周不尊孔」的論調從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看實際上是儒表法里狀態下「從君不從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從學理上講，這種說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講「從周」、強調對於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紹述者而非創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喪家只緣周變秦坑儒皆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爾這樣的西方人看到《論語》這樣充滿了淺白「大實話」的書便對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不屑一顧，固然是蔽於偏見--不讀六經，只憑《論語》來妄評儒學，這與只憑《毛主席語錄》來妄評馬克思主義不是一樣嗎?而今天有些人把《論語》抬高到近乎「儒家聖經」的程度，那也有似於當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語錄》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頂峰」一樣，今天的「《論語》熱」對於儒家，與當年的「'語錄'熱」對於馬克思主義，到底是弘揚，還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幾乎花畢生精力來搜集、整理、編輯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學(《易》)、政治文獻(《書》)、社會倫理規范(《禮》)、官民文藝遺產(《詩》)和歷史紀錄(《春秋》)等，他這樣做當然並不是僅僅基於學術興趣。 孔子以及後來的孟子，都生當近代以前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發生最劇烈變化的「周秦之際」，對於這個時代的變化，他們都覺得是禮壞樂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他們感時傷懷，積郁難平，憤世嫉俗，疾首痛心。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託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和對他所想像的「三代」黃金時代的憧憬，並表達了他要「興滅繼絕」、「克己復禮」、挽狂瀾於既倒、復興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這些希望不斷破滅，滿腔悲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嘆中，懷著「吾道窮矣」、「哲人其萎」的憤懣，齎志以終。 顯然，孔子不是個趨炎附勢、歌功頌德的人。他對當時社會和統治者，誇獎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對活著的統治者幾乎沒好話---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沒少對之歌功頌德，然而他們已經死了，不能給孔子以恩寵，而活著的統治者對這樣的「哭廟罵殿」則是很不待見的。因此五四以後的激進派有稱道孔子的，說他是「革命家」，這自然是誇張，揭竿造反這種事孔子不會干。但他是當時的「異見人士」則毫無疑問。 對孔子，不管是褒還是貶，都得從這點出發。過去反孔批孔的，說孔子對現實不滿是「歷史倒退論」、「今不如昔論」，是「九斤老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復辟狂」。幾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狀就是這個。而褒孔揚孔的，則說孔子的這種不滿是「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精神」，是「獨立人格」與「社會良知」的體現。總之，復古倒退也罷，批判精神也罷，相反的評價針對的是同一個事實：就是孔子對現實不滿。 那麼孔子對什麼樣的現實不滿?當然就是對「周秦之變」不滿。在當時的劇變中，孔子是維護周制，主張復古，宣傳「王道」，反對最終導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則是推動秦制的。周秦之變背後的思想沖突，主要就是所謂的儒法斗爭。過去我國史學界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形成的「社會階段論」曾經認為周秦分別屬於「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而且把秦以後的政治結構稱為「封建專制主義」。於是維護周制的孔子就被斥為「復辟奴隸制」的反動人物，而漢武帝以後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學又被斥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再這樣講了---人們一方面知道中國歷史上並沒有什麼「奴隸社會」，另一方面也知道漢語傳統所謂的「封建」即封邦建國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貴族政治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帝國「專制主義」，是差異很大的兩回事。在這個意義上，孔孟時代的古儒確對秦政式「專制主義」十分拒斥。當然這並非像一些以現代觀念拔高儒家的人講的那樣是因為古儒中有什麼「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為孔孟弘揚的是以宗族認同、小共同體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於封主、封主保護封臣為基礎的周制，他們是以「封建」反「專制」、以貴族政治抵制皇權-官僚政治的。 還有一些人雖然不具體相信什麼「五種形態」，但總相信歷史進化論，認為後來總比先前好，後來的秦不管是什麼「社會」，總比先前的周「進步」，而孔子要「復古倒退」，總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問題也很大，姑且不說「後來總比先前好」的庸俗「進步史觀」能否成立，就算「後來」確實更為「進步」，它也並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則社會怎麼能繼續「進步」?而這種批判利用過去的資源、採取「復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實甚為常見。中世紀晚期西歐著名的「復興」運動(過去譯為「文藝復興」不確，而且望文生義容易誤解)不就是以復希臘羅馬之古為標榜的嗎?它是「復辟」了古希臘羅馬的所謂「奴隸制」還是推動西歐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嗎? 所以對於孔子的復古、「從周」，我們既不能閉眼不看，而把夫子看作個超時空的神仙，捧成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只說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話大話的「聖人」，也不能抓住「復古」就罵他「反動」，似乎「先進分子」就只有滿嘴摩登一身時髦。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加給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而今天我們論孔子，當然要討論這「古」當不當「以」，但更要討論這「今」該不該「非」。---這且按下不表。 喪家烈士魯諸儒看家好狗叔孫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勁講道德，正是因為當時宗法道德已經崩潰。這無疑是對的。在宗族認同普遍、封主-封臣關系穩定的西周，那套價值體系就像「人要吃飯」一樣被視為自然，並沒有系統化論證與大力弘揚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沒有儒家一說的。 正是在西周社會結構及其價值體系已經「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以「吾從周」為志的孔子及其學派才應運而生。而整理「六經」既是對「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統化敘述，更是弘揚「周公之道」的一整套價值宣示，它比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論語》---一本頭緒紛繁隨手記下的孔門師生雜感錄重要得多，也就理所當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孔、孟兩人當時都是到處碰壁、倍感孤獨的「喪家狗」。但是他們的學生也有很得意的，因為在那時的大潮中儒門後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化。在「禮壞樂崩」成為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孔子身後「儒分為八」，其中有影響的主要就是思孟與荀子兩支。荀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再「從周」而改行「法後王」，匯合於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則歷經坎坷，與法家和秦制激烈沖突，以至發生「焚書坑儒」。 雖然「焚坑之禍」實際上是全面壓製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並非只對孔門(首當其沖的那些方士還並非儒家)，後來儒者只講坑「儒」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應該承認，在「周秦之變」中最鮮明地「從周」的儒家是這場鎮壓的重點。所謂「燔詩書，明法令」的說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顯地體現了「周秦之變」背景下的儒法沖突在這場事變中的重要性。而這也導致了儒門分化加劇。有些人，例如後來號稱漢代「儒宗」的叔孫通，靠曲學阿世、諂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錯，而且秦亡後還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史記·劉敬叔孫通傳》)。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為代表的「魯諸儒」則相反，他們對暴政忍無可忍，從「異見人士」真正變成了革命黨。最後孔鮒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即陳勝)」，投身反秦起義。在兵敗陳下的悲壯一幕中，孔鮒這個「縉紳先生」居然與農民造反領袖陳勝一同死難。 於是孔鮒與叔孫通，上繼孟子與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兩種主要選擇：是像孔鮒那樣繼續做「喪家狗」，甚至不僅「喪家」還喪身，成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還是像叔孫通那樣改換門庭做「看家狗」?應當說多數儒者還是依違兩者間，既不能像孔鮒那樣殺身成仁，也不願像叔孫通那樣寡廉鮮恥。 以法治國儒治心《論語》於是而為經 然而在不斷碰壁之後，還是叔孫通的道路顯得越來越有優勢。到了漢景帝時代，一些儒家還宣傳推翻暴君有理，宣傳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結果在如今可以被稱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那次「轅黃之爭」中，碰了一鼻子灰，漢景帝宣布革命理論不能再講，「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正好西漢前期幾十年間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黃老之學是主流思想，而漢初黃老繼承莊子的犬儒主義，提倡順其自然、恢詭譎怪、因是因非、無可無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樣死腦筋想不開一定要「吾從周」，那不是犯傻嗎?於是在「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塗的氛圍中，後來之儒越來越學乖了，懂得「圓融通透」了。他們先是學會了「以法入禮」(瞿同祖先生曾論證過曹魏時「以禮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實際上此前數百年已先有「以法入禮」和「倫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時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時的儒家了)。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先生又把韓非發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於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盡管董先生「喪家狗」的習性尚未全泯，他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後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於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這樣，儒者便完成了從「喪家」到「看家」的演變。「百代都行秦政制」，體現「周公之道」的「五經」自然顯得太虛了些，經典盡管還是經典，但不能過於當真。這時《論語》的重要性就出來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們就玩「內聖」吧!而《論語》作為紀錄孔子「嘉言懿行」的書，恰好用作修身養性的指南。於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學家講濫了的「內聖外王」其實本來源於《莊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並非儒家祖傳。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時只講「遠聖」(堯舜等遠古聖王)而從不言今聖。所謂「遠聖」也只是通過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過修身養性體現出來的。亦即那時的儒學只講「外王」，而不講什麼「內聖」。只是在外王無可挽回地變成「外霸」後，儒學才逐漸變成「向內用功」的心性之學。 後來金元之際的高僧萬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萬松老人自知佛學不能治國，所以只為之爭取形而上領域的權威地位。但確切地說，這話與其說講儒佛關系，不如說用在法儒關繫上更合適，就是「以法治國，以儒治心」(當然這里講的以法家治國決不能混淆於今天強調現代人權法治的「以法治國」概念)。秦不用說是以「反儒」治國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後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國」，充其量不過是以「儒表法里」治國而已。於是不能治國的儒便只能「治心」了。這就是宋以後《論語》不但成了「經」，而且位列「五經」之前，乃至今天許多人談起儒家來不知有五經、但知有《論語》的原因。 （作者：清華大學教授）
㈨ 為什麼孔子的《論語》是儒家的經典
《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語錄結集，由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編寫而成，至戰國前期成書。全書共20篇492章，以語錄體為主，敘事體為輔，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較為集中地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此書是儒家旁舉困學派的經典著作之一，與《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運念，再加上《詩經答者》《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總稱「四書五經」。
(9)論語為什麼被推為經典擴展閱讀
一、《論語》的思想
《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范疇：倫理道德范疇——仁，社會政治范疇——禮，認識方法論范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折中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
孔子確立的仁的范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於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系與待人接物的規范，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二、《論語》的中心人物介紹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
魯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繼續從事教育及整理文獻工作。這一年冬天，孔子的兒子孔鯉去世。魯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70歲，稱自己這時候隨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規矩。
這一年，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傷，感慨到昔日曾跟隨自己從陳國到蔡國去的學生，此時卻都不在身邊受教了。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獲麟。孔子認為這不是好徵兆，說吾道窮矣。於是停止修《春秋》。
同年六月，齊國陳恆弒齊簡公，孔子齋戒沐浴三天，見魯哀公，請求魯國出兵討伐陳恆，沒有得到支持。又向季孫請求出兵，結果遭到拒絕。
㈩ 《論語》是怎麼成為儒家經典的
講到儒家經典，我們知道《論語》的地位是歷經變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論語》放在《六經》之上，恐怕他也不大會高興。其實孔子以後很長(長達千年以上)一段時間，《論語》雖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書，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沒有把它當做經典的。那時儒家崇奉的是《易》、《詩》、《書》、《禮》、《樂》和《春秋》「六經」，所謂《樂》是典禮音樂，當時沒有記譜法，所以只是口耳相傳並無經書。有書的就是「五經」。那時的儒家一直就講這「五經」或者「六經」。傳承舊學的是「我注六經」，發揮新說的是「六經注我」，官方設立「五經博士」，儒者傳習也按五經分科。司馬遷總結孔子的成就說：「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論語》的記載，顯然太史公很熟悉此書，卻不提此書，他講孔子的貢獻和影響，沒有一字提到《論語》。班固釋「儒」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這里仍然只提到六經。直到唐代，顏師古編《新定五經》，孔穎達纂《五經正義》，這期間人們又把「禮」學擴大為《儀禮》、《禮記》、《周禮》等「三禮」，「春秋」學擴大為《公羊》、《穀梁》、《左傳》「三傳」，三禮三傳至唐並皆入為經，連同《易》、《詩》、《書》號稱「九經」，而《論語》仍然不在其中。
當然作為儒家，把《論語》從諸子著述中拔出給予特殊地位，也不難理解。《漢書·藝文志》在沿用劉歆《七略》分類法時，把《論語》與《孝經》、小學都附於六經之後列於「六藝略」(顏師古註：「六藝，六經也」)，而不列於「諸子略」，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六藝九家」中的後三家與「六經」還是有質的區別。當時這三家都被視為「傳」，亦即解經的著述而不是經本身，正如《詩經》有齊後氏傳、韓內外傳、《春秋》經有公羊、穀梁與左氏「三傳」一樣。換言之，《論語》當時的地位與左丘明、韓嬰等人的著作相當。而東漢的王充還說：「《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以其遺非經」，明指《論語》並非經書。王充指出，那時規定五經都用二尺四寸的長簡鈔寫，而像《論語》這樣的書則只能用八寸短簡。(《論衡·正說》)李零列舉考古出土的實物，表明這個說法是確實在遵行的(35－36頁)。
可見在當初儒家那裡，《論語》的地位絕對無法與「五經」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後，劉敞首倡「七經」之說，《論語》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列為「四書」，並抬高至「五經」之前，當時又出現了「十三經」之說，也把《論語》列入。
所以，《論語》被尊為經典，並非古儒傳統，而是宋明理學的特點。即使把儒家學派當作信奉的對象，《論語》本身在儒家學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討論的。